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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教会与政府的融合（第1页）

过去的0年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强烈而公开地挑战、背弃耶稣的训诫：“该撒的物当归该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是合适的，而宗教团体试图控制民主政府的施政过程是不合适的；政府官员干预宗教事务或者用法律或税收收入支持某些宗教机构，也是不合适的。

当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天主教徒身份引起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我在竞选总统期间，也在不经意间遇到宗教问题。

1976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我的一位政治支持者的家里，有人直接问我是不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徒”

。

当时有记者在场，我想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都是圣灵的再生者。

于是，我如实回答说：“是的。”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个人的宗教属性被牵强附会于政治领域的事。

我的回答立即引起轰动，遭到媒体的指责。

他们说我声称直接从天国获得信息，说我认为上帝赐予我的圣洁与优势比其他候选人多一些。

从此到竞选结束，全国的记者对我和我的浸信会支持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明确提示我把宗教引入政治是错误的。

我和罗莎林遇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打破了媒体渲染的基本原则。

1979年，即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不足一年之后，我收到来自梵蒂冈的一封信，谨慎地询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可否访问美国。

我很高兴地发出了正式的邀请，这是教皇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访问华盛顿。

新任教皇早就表达了尽可能走访众多教区的意愿，而且已经访问了好几个南美洲国家。

他这次访美比较松散，在华盛顿呆了近两天，所以我们有时间长谈。

教皇富有幽默感，懂若干种语言，英语讲得很好。

我们回忆了肯尼迪竞选总统时遇到的敌意和指责：假如他当选，美国人将会在白宫看到教皇。

我在向约翰·保罗介绍前来拜访的国会议员时说，19年前新教徒抗议者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

教皇能够走访其他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穆斯林，实现振兴教会的承诺，我对此表示感谢。

他似乎对自由交换看法持欢迎态度，于是我表达了我的看法：不赞同他默许女性的从属地位、排斥女性做牧师的现状继续存在，因为我认为这与早期教会女性的角色背道而驰。

我们的谈话气氛和谐，但在谈到拉丁美洲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解放神学”

时，气氛骤然严肃起来。

那时，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处在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许多牧师和主教挺身而出，为保护备受压迫的穷人和土著人的权利而呐喊。

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约翰·保罗二世却谴责这些人权活动家，支持那些与独裁暴虐政权结盟、更正统的教会领导人。

我想教皇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梵蒂冈是否忠诚，而不是那些不惜生命和神职为受苦人服务的人。

一个名为“主业会”

（天主的事业）的极端保守的组织，就得到了梵蒂冈的有力支持（其创始人后来被宣布为圣徒），它的领导人在教会颇有影响。

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教皇辩解，说约翰·保罗深受波兰背景的影响，了解其它东欧国家。

在这些国家里，与罗马教廷持不同意见的牧师或主教往往是共产党人。

尽管如此，梵蒂冈的这一政策及其它政策导致了天主教会众向新教会众的大规模转变。

我在随后访问意大利的途中顺道访问了梵蒂冈，后来罗莎琳和我们的女儿埃米也以私人身份拜访过新教皇。

尽管我觉得我更接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神学思想和言论，但毫无疑问，约翰·保罗二世是真正伟大的领袖，他有深邃的道德信仰和无与伦比的表达才能，善于向世界表述他的基督教信仰。

他是迄今为止最有魅力、最受欢迎的教皇。

我的官方职位是总统，我的家人的礼拜习惯纯属私事，我很谨慎地将两者分开，但私下里我与南方浸礼会会长吉米·艾伦一起发起了“勇敢的布道行动”

，这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以促进浸礼会教徒向全球传播福音为宗旨的教会项目。

在白宫的四年里，我做的祷告比我生活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我为耐心、勇气、做出正确决策的智慧而祈祷，也为我们自己和别人的和平，尤其是以色列及其邻国的和平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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