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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名提问者拿过话筒:“你在书中提到,自己是一名历史爱好者。
而从投资与经济的角度来读历史,会有趣得多。
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方玉斌拧开桌上的矿泉水瓶,抿了一口:“因为篇幅所限,许多案例没有在书中呈现。
趁着今天的机会,倒是可以与诸位分享。
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到了后期德军一溃千里,英美军队势如破竹?除了军事实力,其实也和双方的财经政策直接相关。
囊中羞涩的希特勒在战争中想到一个馊主意,发行‘军队紧急货币’,并将其作为军饷发给士兵。
德军官兵把这种货币称为军票,但是,军票是不能汇回国内的,只能按照汇率在占领国兑换为当地货币。
这种军票回国就成了废纸,换成实物又很难运回家。”
方玉斌接着说:“盟军士兵虽然也使用地方货币作为军饷,但士兵可以用地方货币按官方汇率兑换美元。
因此,他们经常以黑市价格换取地方货币,却以官方汇率兑换美元,再到黑市换地方货币。
几个循环下来,就发财了!
两军对垒,德军整日在数废纸,盟军却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大赚差价,军心士气的差别便可想而知。”
一名戴眼镜的提问者站了起来:“投资这种事,是否离普通人太远了?我们可不能像索罗斯那样,同英国中央银行打一场汇率战。”
方玉斌笑了笑,说:“投资离每个人的生活不仅不遥远,而且息息相关。
我们去购买股票、房屋,乃至对子女的教育,其实都是一种投资,并且在用投资的思维来做决定。
比方说吧,高考填报志愿时,一家人不得不坐在一起,分析一下某个专业未来几年的就业形势。”
“中国以前是一妻多妾制,古人在娶妻纳妾时都会运用投资思维。”
方玉斌又说,“不是有句话,叫‘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吗?就是说老婆要找贤惠的,小妾得找漂亮的。
针对不同标的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如今的投资公司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台下响起一片笑声。
笑声过后,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手提问:“方先生,你在书中写了很多成功的投资家,从摩根、洛克菲勒到索罗斯、孙正义,却没看到一个中国人。
在投资领域,中国人就这么没出息吗?”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隔了几秒钟,方玉斌开口道:“现代意义上的投资公司出现在二战以后,如今在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企业。
这些投资公司不仅实力雄厚,而且形成特色鲜明的竞争模式。
譬如说:黑石基金偏好成长型企业,通常不会进行恶意收购;凯雷投资集团擅长利用政界人士的影响力攻城略地;橡树资本以眼光独到著称,专挑濒临破产的企业下手,被封为‘华尔街的秃鹫’;德州太平洋习惯于在行业低谷出手……”
方玉斌接着说:“中国投资公司的实力,自然还无法与这些国际大鳄相提并论。
但蕴藏在东方文化中的投资智慧,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比如说,中国战国时代有个叫吕不韦的商人,他的投资眼光与胆略让后世仰慕不已。
吕不韦投资的企业叫异人,虽然没有上市,却登基成了秦国的国君。
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几乎趋近无限大。”
“还有一个叫胡雪岩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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