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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尼西亚人和导弹（第1页）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

他在波兰长大，最初学的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缘彻底改变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生历程。

在准备一场外语考试时，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著作《金枝》。

弗雷泽的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巫术和宗教。

这本书促使马林诺夫斯基前往英国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避免受到扣留，马林诺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外海的一个小岛，并在那里潜心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世隔绝的社群文化。

后来他依据自己在该岛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公认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一个方面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那就是岛民的迷信行为。

他注意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当他们进入更为危险的外海时，才会使用更为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

马林诺夫斯基推测，这些迷信行为可能根源于岛民生活的不可预测性。

当在礁湖区捕鱼时，岛民面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少。

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局面，所以没有必要采取迷信行为。

然而，外海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岛民们非常清楚，外海的局势难以预料，因此他们会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试图由此获取外海局势的控制权，并降低捕鱼作业的风险。

简而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相信迷信能够让这些岛民更为安心，让他们在面对无情命运的明枪暗箭时感觉自己能够掌控局面。

如果我们觉得不理性的行为仅限于20世纪20年代与世隔绝的一小群岛民，可能也有那么一点儿道理。

不过，促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美拉尼西亚外海举行复杂仪式的压力也正是导致我们敲击木头、交叉手指和收集幸运兔子脚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遭遇了一次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至于人们会用购物袋装着纸币满大街跑。

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在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把它们花掉，因为他们担心手头的这些钱第二天就会大幅贬值。

到了1932年，德国已有近半数的人口失业。

1982年，马歇尔大学的弗农·帕吉特和加州州立大学的戴尔·乔根森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比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主要报纸杂志上与占星、神秘主义和巫术迷信相关的文章数量以及每年的经济威胁指数。

作为对照，他们也对有关园艺和烹饪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

经济威胁指数是以工资、工会会员失业比例和工业生产为基础计算的。

当人们备受经济萧条的折磨时，有关迷信的文章数量就会显著增加。

当经济情势开始好转时，此类文章的数量也会相应较少。

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让论文的两位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正如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在更为危险的外海捕鱼时变得非常迷信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人在面临经济威胁时也变得更为迷信了。

两位作者将他们的发现与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表示，在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时期，人们会迫切地寻求一种确定感，这种需求会促使他们支持强大的领导体制，并相信各种号称可以确定他们命运的不理性因素，比如迷信和巫术。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展开了一项研究，生动详尽地阐述了同样的概念。

战争爆发后不久，形势就变得非常清晰了，特拉维夫和拉马特甘等城市都面临着遭受飞毛腿导弹袭击的危险，而其他一些城市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比如耶路撒冷和提贝里亚斯。

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在更危险的地区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会不会让人们变得更迷信一些。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设计了一份关于迷信的调查问卷。

问卷中有些问题与众所周知的奇思异想有关，比如与幸运的人握手或者佩戴幸运符是否会给人带来好运。

其他一些问题则与战争爆发后出现的新迷信行为有关。

比如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色列的建筑中都有一个房间可以用塑料密封起来，目的就是保护里面的住户免受毒气袭击。

问卷里的问题包括：大家是不是觉得走进密封的房间时先迈右脚比较好？如果密封的房间里有人的房子曾经遭受过袭击，那么这个人再次遭受袭击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些？接下来，研究人员开始在高危险区域和低危险区域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他们总共访问了200人左右，问他们是否有上述行为。

研究人员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与国内低危险区的居民相比，那些住在易受导弹袭击区域的人更容易产生迷信的思想和行为。

在新几内亚、德国和以色列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为了应付不确定性，很多人变得迷信了。

然而，其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迷信思想也可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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