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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商世界的金穴（第3页）

圣路易斯也并非是他想象中的希望之乡，他还是经常失业。

他先后当过船台的看守、舱面水手、饭店侍者等，他经常干不了多久就被解雇，只好另找工作。

在新闻界成长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普利策也没忘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他一头扎进圣路易斯的商业图书馆，学习英语和法律。

他事业的最大转机很独特地发生在图书馆的棋艺室里。

在观看两位常客弈棋的时候，他对一步棋的精辟论断使弈棋者大为震惊，并和他聊了起来。

这两位弈者是一家德语大报《西方邮报》的编辑，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

4年之后的1872年，被称誉为一个不知疲倦、有前途的记者，年轻的普利策获得濒于倒闭的报社控股权。

25岁时，普利策成为一个出版商，此后一系列精明的商务决策，使他在1878年时成为《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以一个前途辉煌的人物出现在新闻界。

同年早些时候，他和一位名叫凯特·戴维斯的华盛顿社会名流女士在新教圣公会教堂结了婚。

曾经是圣路易斯贫民区大街上的流浪汉，并被奚落为“犹太小子乔依”

的匈牙利移民小伙子，完全脱胎换骨了。

如今他成了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演说家、作家和编辑，出乎寻常地精通英语。

他衣着考究，留着漂亮的红褐色胡子，带着夹鼻眼镜，很快就融入圣路易斯的上流社会，享受着华丽聚会上翩翩舞姿和园林中骑马的乐趣。

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执掌《圣路易斯邮报》后便嘎然中止了。

詹姆斯·怀曼·巴雷特，《纽约世界报》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传记《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世界》一书中，这样描述了普利策在执掌《邮报》时的情景，“从清晨伏案直到午夜甚至更晚，对报社的一切均事必躬亲”

。

为了能让公众接受他的报纸，普利策大肆刊发调查性文章和社论，攻击政府腐败行为、富人偷漏税和赌徒。

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颇为奏效，发行量攀升，报纸兴旺。

如果普利策知道在他此后设立的普利策奖体系中，新闻奖里的奖项更多的是给予那些揭露腐败的文章，而不是其他主题，他会感到欣慰。

普利策对报社的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方法使他付出了代价，他的健康受到损害。

随着视力下降，普利策和妻子于1883年去纽约，按照医生的要求准备乘船赴欧休假。

然而他没有在纽约上船，而固执己见会见了金融家杰伊·古尔德，与他谈判收购正面临财政困境的《纽约世界报》事宜。

普利策不顾严重的健康状况，又全身心的投入到寻找报纸的出路上，最终为《纽约世界报》社论方针、内容和版面带来了巴雷特称之为“单枪匹马的革命”

的变化。

他采用了一些曾提高《邮报》发行量的技巧，反对政府和商界的腐败行为，新闻专栏充满着大量的耸人听闻的特写，并首次采用大量插图，刊登新闻噱头。

在其中一次极为成功的推销中，《世界报》自其订阅者募集捐款，为在纽约港入口处搭建一个台基，以使困在法国等待装船的自由女神像有个安放之处。

这一措施效果甚佳。

在此后的10年里，《世界报》所有版本的发行量攀升至60多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但出乎意料，普利策本人却在发行量的大战中成了牺牲品。

《太阳报》的出版人查尔斯·安德森·达纳由于《世界报》的获胜而大受挫折，便开始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是“一个不承认自己种族和信仰的犹太人”

。

这一持续的攻击就是要让纽约的犹太人疏远《世界报》。

普利策的健康在这一灾难中愈加衰弱。

1890年43岁时，他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岗位，从此再未回到过编辑部。

他几乎完全失明，在极度的消沉中又患上了一种痛苦的对噪音极为敏感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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